编者按：
罗通将军，原名罗芬兴，1915-2006。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新安乡（今云楼乡）罗家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给私塾先生做饭，以此交换学费，半工半读了一年半书。
长征途中，担任后勤科员，抗日战争时期在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活跃在鄂南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罗通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政委。并先后担任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政委，军区政治部顾问。
1955年，罗通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2年7月，罗通离职休养。
著有回忆录《来自井冈山下》，本文即摘录其片段。
中央红军要大搬家的事，10月初要动身了，我才正式知道消息。因为杨志成发了一支驳壳枪给我，说有大行动，让我武装一下。我们后勤科编入军委第一纵队先遣司令部。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统称中央纵队。先遣司令部的任务是负责为军委领导同志服务和担任军委纵队的后勤工作。
第一纵队司令是叶剑英，先遣司令部负责人是彭雪枫和李克农。杨志成（1903-1967，开国上将）仍是我的顶头上司，领导我们在前面安排军委领导人的住宿，并筹措给养。杨志成的老婆知道我们要走了，天天哭。康克清去劝她，说我们还会回来的，能打出去就能打回来。那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听不进，仍然哭她的。（罗通没有说明，当时杨那个老婆怀孕了，所以不能长征。别小看农村妇女，她们的预感很正确。）杨志成却嘻嘻哈哈的说打不死会回来看她。（杨倒是信守承诺了。后来解放后的确去看过她，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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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成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纵队的 人员离开沙洲坝、叶坪、武阳围向西开拔了。有红军大学的1校、2校、特科学校、机关干部团等。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在赣南金色的田野上。那年赣南是个丰收年景，老百姓望着保护他们、领导他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亲人西去，心里茫然了。国民党的确飞机天天在头上飞，丢炸弹。我们离开沙洲坝的那天，敌机没有来，但我们只向西偏南走了30里路。以后，为了躲空袭我们一般是上午睡觉下午提前吃早饭，傍晚行军，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开始，每天晚上还可以走二三十里路，但后来走的路越来越少，走了好多天，才从信丰、大余离开苏区。（毕竟那么多东西，要靠一万多挑夫挑着走。）
中央纵队是机关、工厂“大搬家”，有骡马队、担架队、挑夫队、抬的抬、挑的挑、背的背、扛的扛。当时，博古、李德等是领导核心。他们要把铅印机、缝纫机、车床、刨床、演戏的道具什么都带走，仅挑子就有4000副。我们大队人马行进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挑夫挑着一个挑子爬山已经够吃力了，还要在漆黑的夜晚穿行在羊肠小道上，七八上十个人抬着那个钢铁庞然大物，那怎么能走得动呢？这可忙坏了先遣司令部的科员们，因为一宿营就要清点东西，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东西，还要派人去找，先遣司令部的人员白天黑夜跑前跑后，一天24小时不停的跑。（想想那个画面，真的比打仗还幸苦。）
当然，更苦的是那些战斗部队，一、三军团是军委纵队的左右前锋，他们攻城略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后续部队开路前进。八、九军团是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五军团殿后。这几个军团成矩形保卫着中央纵队行军。敌人从四面八方攻击我们。战斗部队在艰难的行军中又要不停的打仗。
有一天晚上我们只走了7里路，7里路走了一个通宵。（似乎在黄火青回忆录里也提到了，是一个炊事员背着一个锅睡着了，把路挡了。）走在路上，人不动了，马也不动了。同志们站着睡着了，我也直挺挺地站着睡着了。
……掉队的人多了，我们先遣司令部后勤科的人又成了收容队，遇上难走的路，我们就让那些收容起来的长长的队伍手拉手，一个牵着一个走，可是这样走又太慢了。我与杨志成的警卫员狗子常在一块。他跟着杨志成还是走得蛮快的，还可以抽空骑杨志成的马，他的精力比我好。他看到前面的人走远了，爱跑着跟上。后面人就会喊“刚才不走，现在又跑，搞什么鬼！”大家怕掉队，四面八方都有枪声，掉了队，失去与部队的联系，就有丢掉性命的危险。（从这一点分析，掉队应该都不是主动的，都是被迫无奈，毕竟人都有求生的欲望。）
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只知道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走，沿途看到的是一些被攻下的碉堡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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